知识与时间的友谊

时间:2020-08-30 08:08 点击:143

黄子平

黄子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知名批评家。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同龄人,他亲历当代文学的诞生、发展与转型,但又因自身经历游离于边缘位置,书写出不同于正史的个体记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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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的反省就发现我自我辩护的同时把这个概念狭窄化了,狭窄到了“同年龄人”,即如今不假思索地到处套用的“七〇后八〇后”标签,“代”的时间单位缩减固化为公元日历的“十年”。从前给作家划“代”是看他们出道的时间。我举过一个很切身的例子,梁左是我们北大文学七七级的同学,跟我住同一个宿舍(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喜剧作家),他母亲谌容(成名作《人到中年》)跟我们班另一位同学陈建功同属于八十年代的“北京作家群”。跟着梁左同学,建功应该叫谌容“阿姨”对吧?可他们是同期出道的,就大大咧咧直接称呼“谌容”。如今呢,就只看出生证明书(香港叫“出生纸”),代际交替全看年代标记的嬗替。后来我读到意大利学者阿甘本的一篇文章,《何谓同时代人》,也有译作《何谓当代人》,给我启发很大。

黄子平

黄子平《文本及其不满》

《文本及其不满》从“文”与“评”出发,汇编黄子平近四十年文章精华,将他批评中“疏阔幽默”的文学性和散文里“笔露机警”的批判性结合起来,在“彷徨于无地”的地上,找寻批评家“批评的位置”。

对我来说,“同时代人”这个概念最初应该来自俄罗斯的“别车杜”(别林斯基、车尔尼雪夫斯基、杜勃罗留波夫)。老温,温儒敏老师提到过,如今考现当代文学研究生,出“别车杜”这题,答得上来的同学极少。我们那时候除了《马恩列斯论文艺》,“别车杜”是不多的可读到的文论了。历史上,某些时代,天才人物一个两个孤零零地出现,荷戟彷徨;某些时代,天才人物雨后蘑菇似的,成批冒出来,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、十九世纪的俄罗斯、拉美的文学爆炸时期。这时候讨论任何一个大作家都得扯上他的“同时代人”。你现在还能不断读到像《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》《陀氏和他的同时代人》这样的大部头著作。

王安忆

“视野丛书”,由北岛主编发起,以笔记散文为主调铺衍开,尝试让不同领域的作家、学者、艺术家和文学评论家聚在一起,记录共同思潮中个体的历程,构成潜在的时代对话,撞击出新的想象与思考。

本期编辑 | 竹官 明明

他讨论的重点是人和他的时代的关系,何种关系可以把人看作“当代人”,即“同—时代—人”。第一点, 所谓同时代人,或者当代人,他是尼采的那个概念— 不合时宜的人。同时代人,当代人,一方面他是如此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之中;另一方面他又是不合时宜、格格不入的人, 他跟时代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,他既属于这个时代,但是又要不断地背叛这个时代、批判这个时代,这种人才能叫作同时代人。如果你紧贴着时代,顺应着时代,不假思索地以出生纸证明自己的当代性,那就错了。他是不合时宜的,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阿甘本说,不合时宜是什么意思呢,他跟自己的时代有一种奇特的关系,这种关系依附于时代同时又跟它保持距离, 这种跟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者时代的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。所以,那些过于契合时代的人,在所有方面都顺应着时代的人,并非当代人,最重要的一点—他们没法审视时代—用我比较爱用的粗俗的话来讲—他们紧贴着时代的大屁股,根本看不清时代。

那一年的青创会,在我个人还发生一桩重要的事件,那就是与萧军先生见面。在一个晚宴之前,有人领我去见萧军先生,在场的还有骆宾基老师。重要的不是和老师们说了话,又得了他的签名本,而是面前的人,是和萧红共同生活,互相参与命运的人,是亲耳聆听过鲁迅的教诲,扶过先生的灵柩的人,是五四新文学发轫的亲历者,我们今天所写作的小说,自然有中国小说的影响,但更是得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,是他们,将中国小说从《海上花》《目睹二十年之现状》《何典》等,对现实的沉溺中引领到人生和理想的严肃面对。和萧军先生面对面,分明是在经历着一个历史,隐藏在日常生活后面,却提升着日常道德原则的历史。

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》

本书转借弗洛伊德《文明及其不满》一书书名,从带着个体生命体验的海南插队岁月到北京大学的学生生涯,为读者先行勾勒黄子平个人肖像;进而借他独特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视野,编排他在海内外的不同时间发表的评论、讲演、访谈。从鲁迅、张爱玲、赵树理到汪曾祺、王安忆、黄春明,黄子平在“一本正经的学术散文”与“随意闲谈的知性散文”中间找到最舒适又营养的叙述语言,为读者展现出另类阅读中国与中国文学的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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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,什么叫当代人,批评家跟时代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,这首先给我一个非常严重的警惕—这些人不再读小说了、不再关注当代作品,他已经不是一个当代人了,还想拿出生纸来蒙混过关。

视野丛书

2019年,王安忆的《成长初始革命年》出版,这是“视野丛书”的第一本。今年,该丛书的第二本,黄子平的《文本及其不满》正式与大家见面。

福利来啦!

王安忆

阿甘本

《在同一时代之中》

时过境迁,八十年代之后,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就有点儿变味了。还是哪次专访里提到过,有一年在上海,被一位七〇后作家问到,为什么不写当代作品的评论了。他所谓的“当代作品”,即七〇后八〇后的作品。我沉思良久,回想自己九十年代以后,确实主要的精力都去研究“革命历史小说”了,充其量写点鲁迅、张爱玲,对同时代人的阅读也就到格非、苏童为止。反省的结果是,七〇后八〇后作家,不再是我的同时代人了。但奇怪的是年轻一代的诗歌一直都能触动我。这个概念就成了我抗拒某些与我格格不入的作品的理由,另一方面,也是一种激励,激励年轻一代批评家进行与他们所处的时代“搏斗”的写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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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黄子平×王安忆 | 同时代人的知识友谊

作为小说家王安忆则提出,作家永远都在跟踪着变化中不变的永恒性质,执着于建立一个文学传统,囊括于这个传统的人属于同时代人。如同她面对萧军时,分明感受到在经历一个历史,一个五四新文学的历史。可供成长、可供继承,这个传统是判断的标准。

顾城《一代人》

《文本及其不满》北京活动现场,左起为黄子平、钱理群

我对这个概念感兴趣,多少是它在“时空”上的两重性:既是“介入”的又是“超越”的。先说“超越”,按我们当时的叙述框架,鲁迅和周作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,即使是哥俩亲兄弟也不行,他们分属先进和反动不同的阵营;而“同时代人” 就超越了这一限定,提供了一个超越的视野。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,不可能不谈周作人。“介入”呢,对批评家,或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而言,他跟作家、作品站在同一个时间点上,分享“对未来的无知”,不像古代文学的学者,可以依赖所谓“后见之明”。这是一种冒险, 也是一种承担。当然这个概念还折射了那个年代的自我意识,总觉得此时此刻,我不是“一个人站在这里”, 也不是“一个人在这里倒下”。八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下, “同时代人”构成了某种集体无意识。顾城写过只有两句的《一代人》,舒婷写过《致我的同代人》,没人觉得这种大言不惭的表述有多么愚妄。

作为同时代人,他们之间可能一辈子也见不了几次面,彼此之间以写作和阅读的方式,无限交谈,构建文学共通体。

这是第一点,第二点呢,阿甘本指出来,当代人是什么呢?当代人是紧紧地凝视自己时代的人,是感知时代的黑暗、感知时代的晦暗而不是光明的人。“他将这种黑暗视为与己相关之物,视为永远吸引自己的某种事物。与任何光相比,黑暗更是直接而异乎寻常地指向他的某种事物。当代人是那些双眸被源自他们生活时代的黑暗光束吸引的人。”所有那些经历过当代性的人,深知所有的时代都是晦暗的,都是黑暗的、暗淡的,所以当代人是那些知道如何观察这种暗淡的人。他用很文学的话说:这些人用笔像蘸墨水一样蘸着这一时代的晦暗来书写。但同时,他又把这些黑暗看成跟光有关系的,他把它叫作黑暗的光束。他用了天文学的比喻,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,看到了很多星光,但是整个大背景是黑暗的,而这些黑暗之光是由那些不断地远离我们的那些星系发出来的。

但是,到底什么是时代的晦暗?它是时代之光的对立面吗?对阿甘本来说 ,晦暗和光密切相关。晦暗并不意味着绝望的深渊。相反,晦暗也是一种光, 它是试图抵达我们但从未抵达我们的光。时代的晦暗深处,还是有光在临近,即便是遥遥无期的临近。感知和意识到这一点的人,或许就是当代人。 做一个当代人, 就是要调动自己的全部敏锐去感知,感知时代的黑暗, 感知那些无法感知到的光,也就是说,感知那些注定要错过的光,感知注定要被黑暗所吞噬的光。所以,感知这个时代的黑暗之光,也是只能感知,而这些暗淡的光永远不能抵达我们,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凝视它。

在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》和《在同一时代之中》两篇文章里,可以提取出黄子平与王安忆关于同时代人相通又各具特色的观点。将黄子平批评家的视野与王安忆小说家的视野并置,仿佛构建了一个文化客厅,走进来做客,可以看见知识友谊的两端,正在沙龙里“无限交谈”。

作为批评家的黄子平提出,对同时代的批评家而言,他跟作家、作品站在同一个时间点上,分享“对未来的无知”,不像古代文学的学者,可以依赖所谓“后见之明”。同时,他以阿甘本的观点为基础,展开谈论了成为“同时代人”的三个条件:既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中又不断背叛时代的人;紧紧凝视时代、感知时代的晦暗而不是光明的人;关注时代的断裂、不断援引过去的人。体现了文学批评家的思维与位置。

你和你的同时代人有怎样的故事?欢迎留言告诉我们!我们将从中抽取三位读者赠送《文本及其不满》。

今天,不仅是萧军先生,骆宾基先生,连同辈人史铁生也成故人——史铁生,在那个文学晚会上也没有到场,他觉得坐着轮椅上台也许挺有舞台效果,但这样的戏剧性,不合乎他的,也是文学的本意,所以只是播放了事先的一段录音,他的话我还记得,意思是历史承担了责任,路还是要我们自己走,八十年代正是一个批判和反思的年代,他提出了自己的责任。史铁生走了,还有路遥、邹志安、王小波、陆星儿、赵长天……我们这一代的人都进了天国,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传统,所以,千万不要再说“读你们的书长大”的话,我们的书并不足以使你们长大,再有二三十年过去,回头看,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。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,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,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,总之,它除去自然的流逝,还要依凭于价值,我们还没有向时间攫取更高的价值来提供你们继承,所以,还是和我们共同努力,共同进步,让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青年能真正读我们的书长大。

《文本及其不满》上海活动现场,左起为吴亮、黄子平、王安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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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点,他指出来时代的一种断裂(我们都记得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:时代脱节了……),就是说,当代人,他是有意地去关注这个时代的断裂,甚至有意地去制造这种时代的断裂,由于这种时代的断裂,使你可以把你的古代,或者你的晚近的古代,带到这个时代的断裂里头去。古代和当代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距离,但是“在最近和晚近时代中感知到古老的标志和印记的人, 才可能是当代的”。一个当代人不仅要在空间上拉开他和自己的时代的距离,他还要在时间上不断地援引过去:“当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、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,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、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。他能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阅读历史,并且根据某种必要性来‘引证它’,这种必要性无论如何都不是来自他的意志,而是来自他不得不做出回应的某种紧迫性。”

看起来,人和事还是在变化,而且变化很快,可作家不是永远都在跟踪着变化中不变的,我们称之为“永恒”的性质!那一个晚上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,常常会有人说:我是读你们的书长大的。这话一方面让人感慨时间过去很快,都有人看着我们的书长大了,另一方面呢,又觉得事情并不应该如此,因为传统并不是在二十年、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形成的,它不只是一本或者几本书,而是一脉思想,“读着长大”的应该是更久长深远的作家和书,比如曹雪芹、比如托尔斯泰、比如鲁迅,那也是我们正在读着并且成长着的。事实上,我们和你们,是在同一个时代,呼吸着同一个天空下的空气,经历着同一个历史,用当年的总导演张辛欣的说法,就是“在同一地平线上”,创造着同一种传统。

作为“视野丛书”的最新力作,《文本及其不满》与去年出版的王安忆的《成长初始革命年》都谈及“同时代人”的话题,构成了“批评家”与“小说家”之间同时代人的相互应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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